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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歷史
奧斯維辛一號：最初的集中營，作為整個奧斯維辛地區集中營的管理中心。在這里殺害了大約70,000名波蘭知識分子、抵抗組織成員、「反社會分子」、同性戀者和蘇聯戰俘。為德軍服務的軍用經濟企業都位於此。
奧斯維辛二號（比克瑙）：這是一個滅絕營，其主要任務是在毒氣室進行大規模屠殺，有大約96萬猶太人，75,000名波蘭人和19,000名吉普賽人在此遇害。此外它也包括幾個較小的集中營：布達的農業營、加悔澤的養禽營、賴斯科的蔬菜營和一些醫學、化學實驗室 。
奧斯維辛三號（莫諾維茨）：這是一個由一座主營和39座小集中營構成的勞動營，亦稱倫納-莫諾維茨，名稱來自於莫諾維茨原址上的倫納合成橡膠廠。該集中營的擁有者是德國最大的化學公司I·G·法本公司。約11,000名犯人在莫諾維茨工作，負責挖煤、水泥和橡膠生產等。奧斯維辛二號（比克瑙）的醫生會按時到訪這里，將不能工作的人送往毒氣室。
1939年，波蘭被納粹德國佔領後，奧斯維辛便屬於納粹德國的勢力范圍，從此Oswiecim」一詞被納粹改成了Auschwitz。在1939年底，當地的納粹頭目和警察頭目便打算在這里修建一座集中營。很快，一些訓練有素的德國納粹開始著手選址修建集中營，終於在奧斯維辛找到了一塊他們認為十分理想的地方。集中營選擇在奧斯維辛城邊的開闊地帶，選擇在此建營的主要原因：這里是一個很大的鐵路交通樞紐，便於運輸「犯人」。主營是整個奧斯維辛地區集中營的管理部門所在地。
1940年4月27日，納粹德國黨衛軍首領希姆萊正式批准修建奧斯維辛集中營，集中營的長官為臭名昭著的魯道夫·胡斯。最初的奧斯維辛一號佔地不足6公頃。1940年6月14日，收容了首批728名波蘭和德國政治犯。奧斯維辛一號通常關押著1.3萬至1.6萬人，1942年最多時達2萬人。
1941年3月1日，希姆萊視察奧斯維辛集中營後，命令魯道夫·胡斯將其擴建為一個同時具有關押、勞役和滅絕三種功能的超級集中營。
1941年6月，納粹德國入侵蘇聯後，大批蘇聯戰俘被陸續收入集中營。
1941年9月3日，奧斯維辛集中營第一次使用毒氣「齊克隆B」試驗殺人，試驗地點是青壯年營二號房舍的地下室，試驗對象為600名男性蘇聯戰俘和250名從集中營醫院篩選出來的男性犯人。
1941年10月，納粹驅使奧斯維辛一號的囚徒建造了奧斯維辛二號（比克瑙）。擴建後的奧斯維辛集中營總面積達15.5平方公里，一條專用鐵路從南邊大門一直通到集中營的北端。營內設有大規模殺人的四個毒氣「浴室」及儲屍窖和焚屍爐，同時操作一次可屠殺12,000人，配備的焚屍爐每天可焚燒8,000具屍體。到1942年時，納粹又在奧斯維辛邊的莫諾維茨修建了奧斯維辛三號（莫諾維茨），在此後的1942—1944年間先後又在當地的冶煉廠，礦山和工廠區修建了39所集中營，以便使納粹德國能很好地利用這些免費的勞動力。1945年初，納粹德國面臨失敗，為了消滅罪證，納粹匪徒把這些大規模殺人裝置炸毀了。 當「死亡列車」到達奧斯維辛站台時，人們就被趕出車廂，不許攜帶財物，並被強行排成男女兩列，黨衛軍看守荷槍實彈並且牽著狼狗。包括臭名昭著的約瑟夫·門格勒醫生會將人群分成可以勞動或進毒氣室兩類，這些完全喪失了職業道德的醫生必要時還掰開年長者的嘴巴，觀察他們的牙齒，以斷定他們是否能幹活。
不能幹活的人被送往奧斯維辛二號（比克瑙）。劊子手們知道，屠殺的效率取決於受害人走上刑場的秩序，所以騙局最好持續到最後一秒鍾。廣播里溫和地勸告受害者應先洗個澡，除去身上的虱子。「浴室」門前的地面上鋪著青草皮，栽著令人高興的時令鮮花，沒進屋就給人一種輕松愉快的感覺。走進「浴室」時還可以聽到動聽的音樂，一支小樂隊在「浴室」前廳為「歡迎」新來者而演奏一些輕松的樂曲，樂隊隊員一律穿著白衫和海軍藍的裙子，儼然是一群文雅、漂亮的年輕姑娘。
看守們告訴人們在「淋浴」前每人能分到一個衣櫥，還「友善地」提醒人們記住自己衣櫥的號碼，免得出來時找不到自己的東西。隨後人們被帶到「浴室」的過廳里，那裡不僅有衣櫥還能領到毛巾。牆上用各種語言寫著歡迎人們來奧斯維辛集中營工作的標語，甚至寫著洗浴時間和規定等等。人們爭先恐後地脫掉衣服涌進「浴室」。
但是「浴室」內變得越來越擁擠，以至於前胸貼著後背，人們感到有點蹊蹺，當還沒明白過來時，沉重的大鐵門已經關閉，看守們在門外加上了鎖和密封條。
地面上的看守開始走向草坪中的小「白蘑菇」，這些隱蔽在草叢中的白蘑菇雕塑是毒氣室的通氣孔，看守們向氣孔中投放「齊克隆B」。
人們正仰頭望著噴頭。突然，所有的燈全熄了，人們情不自禁地發出驚叫。跟著，離噴頭最近的人搖晃著倒下了，人們知道不妙，爭相湧向大門口。受盡驚嚇的人們意識到厄運降臨，人群中發出陣陣慘叫。緊接著，所有的喉嚨好像都被一隻手卡住了……15分鍾後燈亮了，屠殺者通過窺視孔觀察裡面的動靜，若有人還在掙扎，就熄燈再等十餘分鍾。打開燈，只見紋絲不動的一堆白肉。看守們打開抽氣機抽走毒氣，然後就是可以多活幾個星期的「特別隊員」打開大門處理屍體。
門打開了，人間最慘不忍睹的景象出現在面前：剛才進去的人像突然被什麼抽去了全部生氣，屍體木頭般一個緊貼著一個站立著，所有的屍體面目極其猙獰可怕，渾身青紫、傷痕累累。窒息的痛苦和本能的相互撕扯使他們纏成一個拉扯不開的大肉坨。
屍體堆成金字塔形，這是由於人群都想擠上唯一的通風口，呼吸一口新鮮空氣而形成的。
雜役們戴著防毒面具，先用水龍頭沖去屍體上的血跡和地上的糞便，然後用繩子套住屍體將其分開。實在分不開的就用斧頭砍斷屍體的手指。然後用鉗子拔下屍體上的金牙，搜出珠寶，剪下頭發，把處理完的屍體十具一排擺在地上等看守過目。最後雜役們再用提升機將屍體弄到焚屍爐里火化，火化後沒有燒化的骨殖質則用磨碎機弄細後拋撒掉。
為了跟上毒氣室的殺人速度，焚屍爐採用最新發明的三層式的巨型焚屍爐。到後來這種焚屍爐也不夠用，而且爐子經常燒壞，於是一個毒氣室往往配上好幾個焚屍爐。納粹德國的焚燒設備商人爭相以最上等的材料和最新的技術向各滅絕營提供最先進的焚屍爐。
雜役們將站台和衣櫥里的東西全部裝車拉走，拉進一個巨大的「車間」。車間里有兩三條幾十米長的「流水線」，由幾溜長桌組成，旁邊坐著上百名「熟練的」犯人，像是在分揀郵件。第一個犯人用撬杠開箱子，箱子打開後，順著長桌推給第二個犯人，他負責揀衣服，將衣服按種類、尺寸和新舊整齊地碼放在身後的貨架上。第三人專門揀鞋子，然後是專揀眼鏡、專揀領帶、用放大鏡和天平專門鑒定珠寶首飾成色等等。
烏克蘭看守在車間里來回巡視，他們有權當場處決試圖私藏東西的人。整個車間沒有人說話，人們低著頭兩手飛快地挑揀著。
從死難者那裡得到的各種物品被列為國家戰略物資。1943年，集中營營內建立起了煉金車間，將金首飾、金牙熔化成金錠，一天的最高產量達到22磅。救護車將金錠運往柏林。納粹在救護車上塗著紅十字標志，可以避免盟軍飛機的轟炸。
成箱的金錶、項鏈、戒指和胸針等，被送到當鋪當掉，轉換成黨衛隊的經費。最後，這類贓物已多到當鋪拒絕接收的程度，希姆萊便以「馬克斯·黑利格」的名字將它們存入德國中央銀行里，塞滿了三個大保險庫。
餘下的衣物被儲存在集中營的一個專門的巨型倉庫，代號叫「加拿大區」。其中的手錶和鋼筆等，用來獎勵黨衛隊的骨幹分子和傷員。衣服則用來賑濟災民。
甚至屍體本身也不會被放過，毛發被織成襪子和地毯，紋身的皮膚被做成燈罩，脂肪被做成肥皂，骨灰則被賣給農民作為肥料。
沒有送往毒氣室的人則被帶到「檢疫區」，在那裡被剪掉頭發、領取條狀囚服並進行拍照、登記。囚徒個人的登記號碼被紋在左臂上。然後，大部分囚徒被送往奧斯維辛一號、奧斯維辛三號（莫諾維茨）或其它集中營干苦役。
囚徒在營里有很多日常任務。每天的作息包括：黎明醒來，整理床鋪；早上點名，出營工作，長時間干苦力，為一頓可憐的飯排隊；返回營地，牢房檢查；晚上點名。點名期間，無論天氣如何，衣衫極其單薄的囚徒必須紋絲不動，靜靜站上幾個小時。不管是誰，只要是跌倒甚至失一下足，便遭到殺害。囚徒不得不打起全副精神，僅僅為了熬過一天的折磨。
在集中營里有個望而生畏的死亡牆，是在11號樓和12號樓之間院子里的一面牆。牆下不知道倒下了多少被納粹槍斃的犯人。如今院內還豎了個小牌。上面寫著：「請您保持肅靜，不要打擾死難者的寧靜」。納粹在槍斃犯人前要在樓11進口的左邊第一間屋子裡給犯人念判決書，念完審判書後立即執行槍決。審判室對面的房間是納粹看守的房間，這也是唯一一個與犯人同樓的納粹看守房間。每棟樓房裡還有「犯人頭」的單人間，他們協助納粹管理犯人。「犯人頭」的生活條件要比犯人好得多，這些人在戰後也接受了應有的審判。
普通犯人的居住條件是相當惡劣的：營房是單薄的木製結構建築，木板之間空隙很大，很難抵擋雨雪的侵襲。所謂的褥子只是一個個填充著泥沙的布包，所謂的床只是鋪上稻草的木架。疾病在集中營內流行著。犯人們每天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因為每個人心裡都清楚，死神會隨時降臨的。
從納粹所做的記錄來看，許多犯人來到這里後幾個月內都死去了，快的甚至在幾天內就死去。這里不僅關押著成年人，小孩子也沒有逃脫死亡的厄運。營中的紀律非常嚴格，可以說犯人沒有任何權力。
前後大約共有700名囚犯試圖從集中營逃跑，其中只有300人成功逃脫。對於逃跑者通常的懲罰是餓死、槍斃或打死，逃跑者的家屬也會在營地中被逮捕和示眾以威嚇其他囚犯。
德國法西斯還在集中營內設立了用活人進行「醫學試驗」的「病房」和試驗室。納粹挑選了許多被關押者進行醫學試驗，如試驗便捷的絕育方法，對孿生子女進行活體或屍體解剖等。
1945年1月27日，蘇聯紅軍解放了奧斯維辛集中營，集中營里只剩下7650名活著的囚徒，其中包括130多名兒童。 奧斯維辛集中營 最大的暴動發生於1944年10月7日，當時營內流傳著一旦蘇聯紅軍逼近集中營納粹就要殺死所有囚犯的說法。負責焚屍的二號爐、三號爐和四號爐的特別隊員制定了暴動計劃。
1944年10月7日12點12分，四號焚屍爐的特別隊長接到上級的通知，命令他下午帶人去燒300具屍體。高度緊張的暴動者認為這是騙殺他們的陰謀，拒絕了命令。黨衛隊員憤怒地命令他們集合，再也無法保持冷靜的人們大吼著，掏出暗藏的鐵錘和斧頭殺死一些軍士。但全副武裝的納粹很快趕來，隔著鐵絲網一一射殺暴動者。走投無路的人們退入棚舍，黨衛隊員們點燃草墊，引燃了整個棚舍，大火蔓延到焚屍爐，點燃了焚屍爐的木頂，隨即整個爐子燒了起來。
二號爐的特別隊員們看到焚屍爐起火，以為是整個暴動的信號，他們撲向正好趕來的看守，將領頭的一個納粹看守塞進了熊熊燃燒的爐膛。人們抄起各種傢伙殺死了三名黨衛軍看守，並剪斷電網向營外奔去。然而納粹很快乘著卡車帶著警犬追了上來，逃亡者相繼被就地處決。一部分逃亡者躲進一個谷倉，納粹點燃了谷倉，在外面等待著射殺那些從大火中沖出來的人。沖出電網的暴動者被槍殺了250名，只有12人逃脫。
納粹在營內槍殺了二百名參與暴動者。第二天，12名逃脫者全部被抓住，納粹槍斃了他們並把屍體拉回營區示眾。
三號爐的特別隊員們看見黨衛隊部隊包圍 了自己的營房，趕緊將准備暴動用的炸葯倒進廁所。黨衛隊沒有搜到什麼，接著把他們趕到二號爐去燒屍。他們燒了600具剛剛被殺害的暴動者的屍體。
暴動前從製造彈葯的「聯合工廠」冒死拿出炸葯的三位猶太姑娘埃拉·戈恩特、圖茲卡和金娜（後兩位姑娘只留下了姓），以及炸葯的轉交者，奧斯維辛地下組織成員猶太姑娘羅莎·羅葆塔四人被黨衛隊抓獲，羅莎和三個姑娘被帶到集中營的政治處，納粹要她們供出集中營的地下組織，她們始終沒有開口。1945年1月6日，四個姑娘一齊被弔死在營地中央的廣場上，所有囚犯被勒令觀看，她們臨死前毫無懼色。 1947年7月2日，波蘭政府把奧斯維辛集中營改為殉難者紀念館，展出納粹在集中營犯下種種罪行的物證和圖片。包括從囚徒身上掠奪的財物，以及囚徒們在集中營進行地下斗爭的各種實物和資料。只有奧斯維辛一號和奧斯維辛二號（比克瑙）的部分保留了下來供遊人免費參觀，其中許多殺人證據被納粹銷毀，人們根據當年的原貌又重建起來。
197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奧斯維辛集中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以警示世界「要和平，不要戰爭」。為了見證這段歷史，每年有數十萬來自世界各國的各界人士前往奧斯威辛集中營遺址參觀，憑吊那些被德國納粹分子迫害致死的無辜者。
2005年1月24日，第59屆聯合國大會舉行特別會議，紀念波蘭奧斯維辛納粹集中營解放60周年。這是聯大首次就這一事件舉行特別會議。 諾伯特·巴爾利茨基（Norbert Barlicki，1880年—1941年9月27日），波蘭律師、政治家。在集中營里被殺害。
瓦迪斯瓦夫·巴托謝夫斯基（Władysław Bartoszewski，1922年2月19日—），波蘭外交部長（1995年;2000年-2001年），1940年—1941年被關押在集中營里。後被波蘭紅十字會營救。
約瑟夫·西倫凱維茲（Józef Cyrankiewicz，1911年4月23日—1989年1月20日），波蘭總理（1947年—1952年，1954年—1970年），波蘭國務委員會主席（國家元首，1970年—1972年），1942年被關進奧斯維辛集中營。
布羅尼斯瓦夫·捷克（Bronisław Czech，1908年—1944年），波蘭滑雪健將、藝術家，曾參加四屆冬奧會。1944年在集中營被殺害。
安妮·弗蘭克（Anne Frank，1929年6月12日—1945年3月），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被關押了7個星期，1945年死於伯根-貝爾森集中營。
約瑟夫·加爾林斯基（Józef Garliński，1913年10月14日—2005年11月29日），波蘭歷史學家、作家。1943年被關進集中營。集中營解放後曾寫有多本關於集中營生活的著作，獲得暢銷。戰後在英國倫敦定居。
庫爾特·蓋隆（Kurt Gerron，1897年5月11日—1944年11月15日），德國演員，導演。猶太人。1944年在集中營里被殺害。
多拉·蓋爾森（Dora Gerson，1899年3月23日- 1943年2月14日），德國演員，歌手，猶太人。1943年在集中營被殺害。
帕維爾·哈斯（Pavel Haas，1899年6月21日—1944年10月17日），捷克斯洛伐克作曲家，猶太人。曾為中國唐代詩人崔顥、杜甫的詩譜曲。1944年在集中營里被殺害。
凱爾泰斯·伊姆雷（Imre Kertész，1929年11月9日—），匈牙利作家，1944年被關押在集中營，200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普里莫·米歇爾·列維（PrimoMichele Levi ，1919年7月31日—1987年4月11日），義大利作家，化學家，猶太人，1944年被關押在集中營內。
約瑟夫·諾伊（Józef Noji，1909年8月9日—1943年2月15日），波蘭田徑運動員，曾參加柏林奧運會，1943年在集中營里被殺害。
魯道夫·魯迪·弗爾巴（Rudolf ·Rudi·Vrba，1924年9月11日—2006年3月27日），斯洛伐克籍加拿大葯理學家，1944年從集中營里成功逃出，也是第一位向盟軍通報集中營暴行的倖存者。
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1928年9月30日—），羅馬尼亞作家、政治活動家。1986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
維托爾德·皮萊茨基（Witold Pilecki，1901年5月13日—1948年5月25日），波蘭士兵，波蘭抵抗組織成員，唯一一位自願進入集中營的關押者，在集中營內組織了抵抗運動並向同盟國通報了納粹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暴行，於1943年4月26—27日從集中營逃脫。因忠於波蘭流亡政府於1948年被波蘭人民共和國處決。
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尤先科（Andriy AndriyovychYushchenko），烏克蘭總統維克多·安德烈耶維奇·尤先科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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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日本漫畫七龍珠和機器貓哪個在中國更有名
在中國更有名的應該是機器貓。
無論是從文化的角度還是從市場的角度來說，機器貓更能代表日本動漫文化的輸出優勢。無論是從製作還是從受眾群體，抑或是市場價值，顯然機器貓更占上風。
機器貓的發展路徑大不相同。無論是紙漫還是動漫，無論是影視化還是周邊產品，機器貓最大限度的利用了發展優勢，向中國輸出一個完整的產業鏈條。
機器貓的創新發展，既滿足了不同觀眾的文化需求，同時也著重滿足了看著機器貓長大的、挑剔的90後的口味。
機器貓的市場革新，傳達給我們這樣的信號：喜歡機器貓的那一代都長大了，喜歡七龍珠的那一代已經老去。
同時也說明，缺乏創新的作品，可以審時度勢地進入時代，卻沒辦法說服自己融入時代。
二是由於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
提起孫悟空，我想沒有人不會想到四大名著《西遊記》里的齊天大聖，但要提起七龍珠里的孫悟空，更像是某個年代的專屬，不足以成為一國文化的代表。
從價值觀的角度來說，七龍珠的推出，更像是日本這個舶來國的一種文化輸出手段，不足以成為文化輸出的絕對優勢。因此，日漫要想迎合中國市場的需求，就要擺脫模仿中國文化的「嫌疑」。要想在中國市場上一枝獨秀，就要做到「避嫌」。
由於機器貓完全是本土文化衍生的動漫作品，不僅擺脫了舶來文化的嫌疑，而且能夠代表一代人的精神文化涵養，文化的獨特性，也決定了機器貓在市場發展中無可取代的優勢地位。
三是由於兩國截然不同的市場文化格局。
日漫產業是世界文化市場的領軍產業，要想推出本國文化的優勢，在中國市場上站穩腳跟，就必須利用好文化優勢。文化產品的優勢，正是取決於文化產品投放的市場價值以及附加值。
從這個角度來說，機器貓顯然比七龍珠更具市場前景。由於中國文化兼收並蓄的格局，決定了日漫在打造高端文化產品的同時，勢必要將文化需求的著力點放在「文化認同」，而非「文化改造」。也就是說，機器貓的本土文化特質更加符合中國市場的日本文化認同。
另外，最近被推遲的東京奧運會，特殊形象大使就是機器貓，這代表日本本國已經承認他的文化輸出地位。
但是最終的文化大使卻是更早的文化輸出代表：阿童木（鐵臂阿童木）、孫悟空（七龍珠）、水冰月（美少女戰士）、地縛喵（妖怪手錶）、鳴人（火影忍者）、新之助（蠟筆小新）、路飛（海賊王）、還有光之美少女兩位。
這一舉措的意圖也非常明顯：機器貓已經擁有相當飽和的國際市場，日本國想推出更多自己的文化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