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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历史
奥斯维辛一号：最初的集中营，作为整个奥斯维辛地区集中营的管理中心。在这里杀害了大约70,000名波兰知识分子、抵抗组织成员、“反社会分子”、同性恋者和苏联战俘。为德军服务的军用经济企业都位于此。
奥斯维辛二号（比克瑙）：这是一个灭绝营，其主要任务是在毒气室进行大规模屠杀，有大约96万犹太人，75,000名波兰人和19,000名吉普赛人在此遇害。此外它也包括几个较小的集中营：布达的农业营、加悔泽的养禽营、赖斯科的蔬菜营和一些医学、化学实验室 。
奥斯维辛三号（莫诺维茨）：这是一个由一座主营和39座小集中营构成的劳动营，亦称伦纳-莫诺维茨，名称来自于莫诺维茨原址上的伦纳合成橡胶厂。该集中营的拥有者是德国最大的化学公司I·G·法本公司。约11,000名犯人在莫诺维茨工作，负责挖煤、水泥和橡胶生产等。奥斯维辛二号（比克瑙）的医生会按时到访这里，将不能工作的人送往毒气室。
1939年，波兰被纳粹德国占领后，奥斯维辛便属于纳粹德国的势力范围，从此Oswiecim”一词被纳粹改成了Auschwitz。在1939年底，当地的纳粹头目和警察头目便打算在这里修建一座集中营。很快，一些训练有素的德国纳粹开始着手选址修建集中营，终于在奥斯维辛找到了一块他们认为十分理想的地方。集中营选择在奥斯维辛城边的开阔地带，选择在此建营的主要原因：这里是一个很大的铁路交通枢纽，便于运输“犯人”。主营是整个奥斯维辛地区集中营的管理部门所在地。
1940年4月27日，纳粹德国党卫军首领希姆莱正式批准修建奥斯维辛集中营，集中营的长官为臭名昭着的鲁道夫·胡斯。最初的奥斯维辛一号占地不足6公顷。1940年6月14日，收容了首批728名波兰和德国政治犯。奥斯维辛一号通常关押着1.3万至1.6万人，1942年最多时达2万人。
1941年3月1日，希姆莱视察奥斯维辛集中营后，命令鲁道夫·胡斯将其扩建为一个同时具有关押、劳役和灭绝三种功能的超级集中营。
1941年6月，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后，大批苏联战俘被陆续收入集中营。
1941年9月3日，奥斯维辛集中营第一次使用毒气“齐克隆B”试验杀人，试验地点是青壮年营二号房舍的地下室，试验对象为600名男性苏联战俘和250名从集中营医院筛选出来的男性犯人。
1941年10月，纳粹驱使奥斯维辛一号的囚徒建造了奥斯维辛二号（比克瑙）。扩建后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总面积达15.5平方公里，一条专用铁路从南边大门一直通到集中营的北端。营内设有大规模杀人的四个毒气“浴室”及储尸窖和焚尸炉，同时操作一次可屠杀12,000人，配备的焚尸炉每天可焚烧8,000具尸体。到1942年时，纳粹又在奥斯维辛边的莫诺维茨修建了奥斯维辛三号（莫诺维茨），在此后的1942—1944年间先后又在当地的冶炼厂，矿山和工厂区修建了39所集中营，以便使纳粹德国能很好地利用这些免费的劳动力。1945年初，纳粹德国面临失败，为了消灭罪证，纳粹匪徒把这些大规模杀人装置炸毁了。 当“死亡列车”到达奥斯维辛站台时，人们就被赶出车厢，不许携带财物，并被强行排成男女两列，党卫军看守荷枪实弹并且牵着狼狗。包括臭名昭着的约瑟夫·门格勒医生会将人群分成可以劳动或进毒气室两类，这些完全丧失了职业道德的医生必要时还掰开年长者的嘴巴，观察他们的牙齿，以断定他们是否能干活。
不能干活的人被送往奥斯维辛二号（比克瑙）。刽子手们知道，屠杀的效率取决于受害人走上刑场的秩序，所以骗局最好持续到最后一秒钟。广播里温和地劝告受害者应先洗个澡，除去身上的虱子。“浴室”门前的地面上铺着青草皮，栽着令人高兴的时令鲜花，没进屋就给人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走进“浴室”时还可以听到动听的音乐，一支小乐队在“浴室”前厅为“欢迎”新来者而演奏一些轻松的乐曲，乐队队员一律穿着白衫和海军蓝的裙子，俨然是一群文雅、漂亮的年轻姑娘。
看守们告诉人们在“淋浴”前每人能分到一个衣橱，还“友善地”提醒人们记住自己衣橱的号码，免得出来时找不到自己的东西。随后人们被带到“浴室”的过厅里，那里不仅有衣橱还能领到毛巾。墙上用各种语言写着欢迎人们来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的标语，甚至写着洗浴时间和规定等等。人们争先恐后地脱掉衣服涌进“浴室”。
但是“浴室”内变得越来越拥挤，以至于前胸贴着后背，人们感到有点蹊跷，当还没明白过来时，沉重的大铁门已经关闭，看守们在门外加上了锁和密封条。
地面上的看守开始走向草坪中的小“白蘑菇”，这些隐蔽在草丛中的白蘑菇雕塑是毒气室的通气孔，看守们向气孔中投放“齐克隆B”。
人们正仰头望着喷头。突然，所有的灯全熄了，人们情不自禁地发出惊叫。跟着，离喷头最近的人摇晃着倒下了，人们知道不妙，争相涌向大门口。受尽惊吓的人们意识到厄运降临，人群中发出阵阵惨叫。紧接着，所有的喉咙好像都被一只手卡住了……15分钟后灯亮了，屠杀者通过窥视孔观察里面的动静，若有人还在挣扎，就熄灯再等十余分钟。打开灯，只见纹丝不动的一堆白肉。看守们打开抽气机抽走毒气，然后就是可以多活几个星期的“特别队员”打开大门处理尸体。
门打开了，人间最惨不忍睹的景象出现在面前：刚才进去的人像突然被什么抽去了全部生气，尸体木头般一个紧贴着一个站立着，所有的尸体面目极其狰狞可怕，浑身青紫、伤痕累累。窒息的痛苦和本能的相互撕扯使他们缠成一个拉扯不开的大肉坨。
尸体堆成金字塔形，这是由于人群都想挤上唯一的通风口，呼吸一口新鲜空气而形成的。
杂役们戴着防毒面具，先用水龙头冲去尸体上的血迹和地上的粪便，然后用绳子套住尸体将其分开。实在分不开的就用斧头砍断尸体的手指。然后用钳子拔下尸体上的金牙，搜出珠宝，剪下头发，把处理完的尸体十具一排摆在地上等看守过目。最后杂役们再用提升机将尸体弄到焚尸炉里火化，火化后没有烧化的骨殖质则用磨碎机弄细后抛撒掉。
为了跟上毒气室的杀人速度，焚尸炉采用最新发明的三层式的巨型焚尸炉。到后来这种焚尸炉也不够用，而且炉子经常烧坏，于是一个毒气室往往配上好几个焚尸炉。纳粹德国的焚烧设备商人争相以最上等的材料和最新的技术向各灭绝营提供最先进的焚尸炉。
杂役们将站台和衣橱里的东西全部装车拉走，拉进一个巨大的“车间”。车间里有两三条几十米长的“流水线”，由几溜长桌组成，旁边坐着上百名“熟练的”犯人，像是在分拣邮件。第一个犯人用撬杠开箱子，箱子打开后，顺着长桌推给第二个犯人，他负责拣衣服，将衣服按种类、尺寸和新旧整齐地码放在身后的货架上。第三人专门拣鞋子，然后是专拣眼镜、专拣领带、用放大镜和天平专门鉴定珠宝首饰成色等等。
乌克兰看守在车间里来回巡视，他们有权当场处决试图私藏东西的人。整个车间没有人说话，人们低着头两手飞快地挑拣着。
从死难者那里得到的各种物品被列为国家战略物资。1943年，集中营营内建立起了炼金车间，将金首饰、金牙熔化成金锭，一天的最高产量达到22磅。救护车将金锭运往柏林。纳粹在救护车上涂着红十字标志，可以避免盟军飞机的轰炸。
成箱的金表、项链、戒指和胸针等，被送到当铺当掉，转换成党卫队的经费。最后，这类赃物已多到当铺拒绝接收的程度，希姆莱便以“马克斯·黑利格”的名字将它们存入德国中央银行里，塞满了三个大保险库。
余下的衣物被储存在集中营的一个专门的巨型仓库，代号叫“加拿大区”。其中的手表和钢笔等，用来奖励党卫队的骨干分子和伤员。衣服则用来赈济灾民。
甚至尸体本身也不会被放过，毛发被织成袜子和地毯，纹身的皮肤被做成灯罩，脂肪被做成肥皂，骨灰则被卖给农民作为肥料。
没有送往毒气室的人则被带到“检疫区”，在那里被剪掉头发、领取条状囚服并进行拍照、登记。囚徒个人的登记号码被纹在左臂上。然后，大部分囚徒被送往奥斯维辛一号、奥斯维辛三号（莫诺维茨）或其它集中营干苦役。
囚徒在营里有很多日常任务。每天的作息包括：黎明醒来，整理床铺；早上点名，出营工作，长时间干苦力，为一顿可怜的饭排队；返回营地，牢房检查；晚上点名。点名期间，无论天气如何，衣衫极其单薄的囚徒必须纹丝不动，静静站上几个小时。不管是谁，只要是跌倒甚至失一下足，便遭到杀害。囚徒不得不打起全副精神，仅仅为了熬过一天的折磨。
在集中营里有个望而生畏的死亡墙，是在11号楼和12号楼之间院子里的一面墙。墙下不知道倒下了多少被纳粹枪毙的犯人。如今院内还竖了个小牌。上面写着：“请您保持肃静，不要打扰死难者的宁静”。纳粹在枪毙犯人前要在楼11进口的左边第一间屋子里给犯人念判决书，念完审判书后立即执行枪决。审判室对面的房间是纳粹看守的房间，这也是唯一一个与犯人同楼的纳粹看守房间。每栋楼房里还有“犯人头”的单人间，他们协助纳粹管理犯人。“犯人头”的生活条件要比犯人好得多，这些人在战后也接受了应有的审判。
普通犯人的居住条件是相当恶劣的：营房是单薄的木制结构建筑，木板之间空隙很大，很难抵挡雨雪的侵袭。所谓的褥子只是一个个填充着泥沙的布包，所谓的床只是铺上稻草的木架。疾病在集中营内流行着。犯人们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死神会随时降临的。
从纳粹所做的记录来看，许多犯人来到这里后几个月内都死去了，快的甚至在几天内就死去。这里不仅关押着成年人，小孩子也没有逃脱死亡的厄运。营中的纪律非常严格，可以说犯人没有任何权力。
前后大约共有700名囚犯试图从集中营逃跑，其中只有300人成功逃脱。对于逃跑者通常的惩罚是饿死、枪毙或打死，逃跑者的家属也会在营地中被逮捕和示众以威吓其他囚犯。
德国法西斯还在集中营内设立了用活人进行“医学试验”的“病房”和试验室。纳粹挑选了许多被关押者进行医学试验，如试验便捷的绝育方法，对孪生子女进行活体或尸体解剖等。
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集中营里只剩下7650名活着的囚徒，其中包括130多名儿童。 奥斯维辛集中营 最大的暴动发生于1944年10月7日，当时营内流传着一旦苏联红军逼近集中营纳粹就要杀死所有囚犯的说法。负责焚尸的二号炉、三号炉和四号炉的特别队员制定了暴动计划。
1944年10月7日12点12分，四号焚尸炉的特别队长接到上级的通知，命令他下午带人去烧300具尸体。高度紧张的暴动者认为这是骗杀他们的阴谋，拒绝了命令。党卫队员愤怒地命令他们集合，再也无法保持冷静的人们大吼着，掏出暗藏的铁锤和斧头杀死一些军士。但全副武装的纳粹很快赶来，隔着铁丝网一一射杀暴动者。走投无路的人们退入棚舍，党卫队员们点燃草垫，引燃了整个棚舍，大火蔓延到焚尸炉，点燃了焚尸炉的木顶，随即整个炉子烧了起来。
二号炉的特别队员们看到焚尸炉起火，以为是整个暴动的信号，他们扑向正好赶来的看守，将领头的一个纳粹看守塞进了熊熊燃烧的炉膛。人们抄起各种家伙杀死了三名党卫军看守，并剪断电网向营外奔去。然而纳粹很快乘着卡车带着警犬追了上来，逃亡者相继被就地处决。一部分逃亡者躲进一个谷仓，纳粹点燃了谷仓，在外面等待着射杀那些从大火中冲出来的人。冲出电网的暴动者被枪杀了250名，只有12人逃脱。
纳粹在营内枪杀了二百名参与暴动者。第二天，12名逃脱者全部被抓住，纳粹枪毙了他们并把尸体拉回营区示众。
三号炉的特别队员们看见党卫队部队包围 了自己的营房，赶紧将准备暴动用的炸药倒进厕所。党卫队没有搜到什么，接着把他们赶到二号炉去烧尸。他们烧了600具刚刚被杀害的暴动者的尸体。
暴动前从制造弹药的“联合工厂”冒死拿出炸药的三位犹太姑娘埃拉·戈恩特、图兹卡和金娜（后两位姑娘只留下了姓），以及炸药的转交者，奥斯维辛地下组织成员犹太姑娘罗莎·罗葆塔四人被党卫队抓获，罗莎和三个姑娘被带到集中营的政治处，纳粹要她们供出集中营的地下组织，她们始终没有开口。1945年1月6日，四个姑娘一齐被吊死在营地中央的广场上，所有囚犯被勒令观看，她们临死前毫无惧色。 1947年7月2日，波兰政府把奥斯维辛集中营改为殉难者纪念馆，展出纳粹在集中营犯下种种罪行的物证和图片。包括从囚徒身上掠夺的财物，以及囚徒们在集中营进行地下斗争的各种实物和资料。只有奥斯维辛一号和奥斯维辛二号（比克瑙）的部分保留了下来供游人免费参观，其中许多杀人证据被纳粹销毁，人们根据当年的原貌又重建起来。
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奥斯维辛集中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警示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为了见证这段历史，每年有数十万来自世界各国的各界人士前往奥斯威辛集中营遗址参观，凭吊那些被德国纳粹分子迫害致死的无辜者。
2005年1月24日，第59届联合国大会举行特别会议，纪念波兰奥斯维辛纳粹集中营解放60周年。这是联大首次就这一事件举行特别会议。 诺伯特·巴尔利茨基（Norbert Barlicki，1880年—1941年9月27日），波兰律师、政治家。在集中营里被杀害。
瓦迪斯瓦夫·巴托谢夫斯基（Władysław Bartoszewski，1922年2月19日—），波兰外交部长（1995年;2000年-2001年），1940年—1941年被关押在集中营里。后被波兰红十字会营救。
约瑟夫·西伦凯维兹（Józef Cyrankiewicz，1911年4月23日—1989年1月20日），波兰总理（1947年—1952年，1954年—1970年），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1970年—1972年），1942年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
布罗尼斯瓦夫·捷克（Bronisław Czech，1908年—1944年），波兰滑雪健将、艺术家，曾参加四届冬奥会。1944年在集中营被杀害。
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1929年6月12日—1945年3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关押了7个星期，1945年死于伯根-贝尔森集中营。
约瑟夫·加尔林斯基（Józef Garliński，1913年10月14日—2005年11月29日），波兰历史学家、作家。1943年被关进集中营。集中营解放后曾写有多本关于集中营生活的着作，获得畅销。战后在英国伦敦定居。
库尔特·盖隆（Kurt Gerron，1897年5月11日—1944年11月15日），德国演员，导演。犹太人。1944年在集中营里被杀害。
多拉·盖尔森（Dora Gerson，1899年3月23日- 1943年2月14日），德国演员，歌手，犹太人。1943年在集中营被杀害。
帕维尔·哈斯（Pavel Haas，1899年6月21日—1944年10月17日），捷克斯洛伐克作曲家，犹太人。曾为中国唐代诗人崔颢、杜甫的诗谱曲。1944年在集中营里被杀害。
凯尔泰斯·伊姆雷（Imre Kertész，1929年11月9日—），匈牙利作家，1944年被关押在集中营，200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普里莫·米歇尔·列维（PrimoMichele Levi ，1919年7月31日—1987年4月11日），意大利作家，化学家，犹太人，1944年被关押在集中营内。
约瑟夫·诺伊（Józef Noji，1909年8月9日—1943年2月15日），波兰田径运动员，曾参加柏林奥运会，1943年在集中营里被杀害。
鲁道夫·鲁迪·弗尔巴（Rudolf ·Rudi·Vrba，1924年9月11日—2006年3月27日），斯洛伐克籍加拿大药理学家，1944年从集中营里成功逃出，也是第一位向盟军通报集中营暴行的幸存者。
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1928年9月30日—），罗马尼亚作家、政治活动家。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维托尔德·皮莱茨基（Witold Pilecki，1901年5月13日—1948年5月25日），波兰士兵，波兰抵抗组织成员，唯一一位自愿进入集中营的关押者，在集中营内组织了抵抗运动并向同盟国通报了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暴行，于1943年4月26—27日从集中营逃脱。因忠于波兰流亡政府于1948年被波兰人民共和国处决。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尤先科（Andriy AndriyovychYushchenko），乌克兰总统维克多·安德烈耶维奇·尤先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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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日本漫画七龙珠和机器猫哪个在中国更有名
在中国更有名的应该是机器猫。
无论是从文化的角度还是从市场的角度来说，机器猫更能代表日本动漫文化的输出优势。无论是从制作还是从受众群体，抑或是市场价值，显然机器猫更占上风。
机器猫的发展路径大不相同。无论是纸漫还是动漫，无论是影视化还是周边产品，机器猫最大限度的利用了发展优势，向中国输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
机器猫的创新发展，既满足了不同观众的文化需求，同时也着重满足了看着机器猫长大的、挑剔的90后的口味。
机器猫的市场革新，传达给我们这样的信号：喜欢机器猫的那一代都长大了，喜欢七龙珠的那一代已经老去。
同时也说明，缺乏创新的作品，可以审时度势地进入时代，却没办法说服自己融入时代。
二是由于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提起孙悟空，我想没有人不会想到四大名着《西游记》里的齐天大圣，但要提起七龙珠里的孙悟空，更像是某个年代的专属，不足以成为一国文化的代表。
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说，七龙珠的推出，更像是日本这个舶来国的一种文化输出手段，不足以成为文化输出的绝对优势。因此，日漫要想迎合中国市场的需求，就要摆脱模仿中国文化的“嫌疑”。要想在中国市场上一枝独秀，就要做到“避嫌”。
由于机器猫完全是本土文化衍生的动漫作品，不仅摆脱了舶来文化的嫌疑，而且能够代表一代人的精神文化涵养，文化的独特性，也决定了机器猫在市场发展中无可取代的优势地位。
三是由于两国截然不同的市场文化格局。
日漫产业是世界文化市场的领军产业，要想推出本国文化的优势，在中国市场上站稳脚跟，就必须利用好文化优势。文化产品的优势，正是取决于文化产品投放的市场价值以及附加值。
从这个角度来说，机器猫显然比七龙珠更具市场前景。由于中国文化兼收并蓄的格局，决定了日漫在打造高端文化产品的同时，势必要将文化需求的着力点放在“文化认同”，而非“文化改造”。也就是说，机器猫的本土文化特质更加符合中国市场的日本文化认同。
另外，最近被推迟的东京奥运会，特殊形象大使就是机器猫，这代表日本本国已经承认他的文化输出地位。
但是最终的文化大使却是更早的文化输出代表：阿童木（铁臂阿童木）、孙悟空（七龙珠）、水冰月（美少女战士）、地缚喵（妖怪手表）、鸣人（火影忍者）、新之助（蜡笔小新）、路飞（海贼王）、还有光之美少女两位。
这一举措的意图也非常明显：机器猫已经拥有相当饱和的国际市场，日本国想推出更多自己的文化优势。